9月12日中午，15位参加“200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的外国科学家们从人民大会堂回到北京饭店。他们中最年轻的也已年过花甲，其中最年长者——84岁的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沃尔特·科恩，也是精力充沛，脸上看不出丝毫的倦怠。

　　9月21日是世界老年痴呆日，目前全球每7秒钟就会产生一名新的老年痴呆病人，中国估计现有老年痴呆患者逾500万，并呈逐年上升趋势。

　　那么，这些高龄的科学家们是怎样在岁月的流逝中保持住大脑的机敏和灵活的呢？

　　健康时报记者与这些顶级科学家零距离接触，向读者展示他们的健脑秘诀。

　　理查德·杰尔把人的大脑比做“肌肉”，越用越好用，越用越灵敏。“你必须要有你感兴趣的事情可做，这样大脑才不会变得迟钝。”

　　“桥牌！我的健脑秘诀是打桥牌！”当记者向沃尔特·科恩寻求健脑秘诀时，科恩孩子般地笑起来，皱纹荡漾在老人的脸上，他的标志性装扮——一顶深色的鸭舌帽，随着他的笑声滑落到耳边。

　　“其实我原来并不喜欢打桥牌，但为了锻炼大脑，我还是坚持下来了。”科恩一边说，一边用手把帽子扶正，“没有人能够阻止老化，这是大家的共识。因此，一定要多用大脑，就会延缓老化。”

　　“科学研究并不足以覆盖一个人的生活。”科恩说，他还爱好西班牙音乐，每周滑一次旱冰，并喜欢为家人制作很美味的菜肴。

　　“我制作的菜肴一定是低脂、低糖，健康的饮食对整个人体都是有益的，包括大脑。”科恩说。

　　两年前，82岁的科恩第一次当了导演，和其他科学家共同拍摄了一部科普纪录片《太阳的能量》，“这部片子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科学。”谈起自己的这部“处女作”，科恩眼睛里闪现出光彩，声调也高了起来。

　　“我要把片子翻译成各种文字，除了中文外，我还要翻译成德语、日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科恩兴致勃勃地一个一个地说着，“还有，沃尔都语（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编者注）。”

　　“教授还喜欢看京剧。”科恩的中方陪同人员阮史航在一旁补充说，他们9月11日晚上还去北京湖广会馆看了京剧，“白天参加了一整天的活动，晚上他也没感到累，看起京剧来津津有味。”

　　“这些事都能让我动脑子。就连睡觉时，我的脑子都在转呢，很多成果都是在这个过程获得的。”科恩自信地告诉记者，“如果你躺在床上，脑子里想的只是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那你就获得不了诺贝尔奖。”

　　2005年沃尔夫化学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理查德·杰尔把人的大脑比做“肌肉”，“人的大脑就像肌肉，越用越好用，越用越灵敏。我的大脑可是使用率相当高的。我平时除了工作课题以外，经常看各种书籍，报纸，我每年都订《纽约时报》，听广播，大量的新闻是我每天都必须接触的。”

　　“当我不在实验室的时候，我喜欢找各种有趣的事情来揣摩。我平时特别喜欢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还酷爱五子棋，常常跟我们研究小组的同事或者家人玩。”杰尔说。

　　此外，杰尔还特别喜欢听摇滚乐、古典音乐，和女儿打网球，去美术馆和上网等。

　　“你必须要有你感兴趣的事情可做，这样大脑才不会变得迟钝。”杰尔认真地说。

　　“多做自己感兴趣的事，这会让你的大脑保持思维活跃和敏捷。”199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罗德·克罗托的健脑秘诀如出一辙。

　　初见克罗托教授时，感觉他是一个外表严谨不苟言笑的人，然而，采访后记者才发现，他其实非常爽朗热情，不仅热情地和旁边素不相识要求合影的人乐呵呵地合影，热情地回答记者提问，还热情地为所有要求的人签名。

　　克罗托洒脱的运笔姿态让人联想到中国书法，在一连串龙飞凤舞的英文字母后面，克罗托没有签上他的英文名，而是郑重其事地签署上“玄人”两个字，并着意地用笔把两个字圈起来，用笔尖在圈的右上方顿了顿。

　　“玄人，这是我的中国名字。”看记者对签名感到困惑，克罗托笑着解释说，“听中国朋友说，这个词是用来称呼某个领域的专家的，我希望我成为中国文字的专家。”

　　能和家人分享成功，是克罗托教授最开心的事，他和妻子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全家人都参加了他的诺贝尔奖颁奖礼。

　　“我还惦记着我的家人。”克罗托接着说，“家人让我的大脑感受到幸福。”

　　“能和家人分享我的成功，是我最开心的事。我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孩子。”提到家庭，克罗托的目光变得异常柔和，“我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我和妻子感到满足、幸福。我的家人全都参加了我的诺贝尔奖颁奖礼。”

　　“我还有很多同事、朋友，大家相处都很愉快，他们给了我很多的支持。有朋友你就不会孤单，对情绪的稳定是有帮助的。”克罗托说。

　　“的确如此，”杰尔也同意克罗托的观点。

　　身材高大的杰尔有着一副粗重的浓眉，他在论坛和大家进行学术交流时，由于思考，这对眉毛常常紧锁在一起，此时却舒展开，像一对跳动的音符。

　　“我热爱音乐，”杰尔兴奋地说，“虽然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但我经常听交响乐演奏。因为我的3个女儿都是她们学校交响乐团的成员，我妻子是小提琴爱好者。我们一有时间，全家就凑在一起开个家庭音乐会，我是家庭音乐会最忠实和不可缺少的听众！”

　　“他就像一只老虎。”科恩的同事却在一本书中给了科恩这样的评价，“办公室的门开着时，他是亲切和蔼的，但关起门来后，他就变成了一只老虎——因为一旦开始正式探讨，科恩会对每一步计算，每一个公式都要求得非常严谨，不允许出一点错。”

　　在本书中，大家都谈到了科恩的仁慈博爱和富有感召力的笑容，“我们爱你！”大家在祝他生日快乐的同时，不约而同地说了这句话。

　　“提到科恩而不提他的妻子玛拉是不可能的，玛拉是惟一能够让科恩感到共振的人。”在书中，人们还揭示了科恩和妻子玛拉的幸福生活。

　　玛拉这次也随科恩一起来到北京，在论坛间隙，老夫妻总是形影不离，在不少场合，都能发现科恩身边，玛拉静静注视着丈夫的眼神。

　　当一些媒体的记者提出采访要求时，科恩坚定地说：“妻子在等我吃午饭，我要先和妻子吃完饭。”

　　科恩教授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岁月更替中，他认为自己的乐观心态帮助他解开了所有的难题。

　　耄耋之年的科恩至今仍然是一个“空中飞人”，经常应邀到各个国家进行讲座。“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跟别人讲他所走过的路，无论是对国家首脑，还是中学生，他都始终微笑着，让所有的交流与沟通都变得没有障碍。”一个曾经采访过科恩的英国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写道。

　　“微笑对大脑也是有好处的。”科恩说。

　　科恩的微笑是在坎坷中历炼出来的。

　　科恩是出生在奥地利的犹太人，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1939年8月，还只有16岁的科恩乘坐一班离开维也纳的火车，逃离了纳粹德国占领下的奥地利。在他出逃后仅3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父母、老师和众多的亲友都在战争中惨遭杀害。

　　“我天生乐观。”科恩笑着说，岁月更替中，他认为自己的乐观心态帮助他解开了所有的难题。

　　1998年，科恩因为提出的应用广泛的电子结构理论对化学产生重要影响，获得诺贝尔奖。

　　在出席诺贝尔颁奖典礼的第二天早上，他在瑞典的街头散步，迎面遇到了两个正背着书包去上学的中学生。中学生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后，问他是不是昨天电视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认定是科恩后，两个孩子高兴得跳了起来，马上从书包里掏出化学书，指着一道问题请科恩解答。科恩看了看，很抱歉地告诉他们，他也不懂。两个中学生十分失望地走了，其中一个说，还得诺贝尔奖呢，连这个都不知道。

　　“当时我没有做任何解释，其实我是物理学家，但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一个物理学家没有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而获得化学奖，这真有点不同寻常。”科恩说。

　　一个物理学家解决不了中学生的化学问题，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科恩听到中学生的话后只是笑了笑。

　　“每个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我认为我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好的心态能让你焕发活力，包括大脑的活力。”克罗托和杰尔也这样定义自己。

　　“能与我热爱的科学研究终生相伴是最幸运的事情。能每天都享受工作和生活中的乐趣，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从来都不会感到疲倦，从来都认为自己还算聪明，脑子就像台永动机，永远不会退化！”杰尔爽快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