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病人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因手术引发抑郁症而导致的医患纠纷，逐渐成为一类新型医疗纠纷，而目前，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仍是空白，医患双方都是苦不堪言。

　　一位法官说，在审理由术后抑郁症引发的医疗纠纷时，患者术后产生抑郁情绪和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关系，有可能成为案件的关键以及审理的难点。3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春光明媚，大多数人换上了色彩绚丽的春装。然而，坐在记者对面的陈耀，却将自己严严实实地裹在一件黑色的棉大衣里，大大的墨镜遮住了她所有的表情。

　　陈耀说话的语气有些冰冷。

　　“一次不应该发生的"乳腺纤维瘤"手术，让我经历了地狱般的痛苦与折磨。做完第四次化疗后，我彻底崩溃了，选择了自杀可没死成。如果不是医院诊疗失误，我怎么会得上抑郁症？”

　　陈耀说，她状告北京某医院手术导致自己得上抑郁症一案，几天前已在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立案。陈耀请求医院赔偿她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9万余元。

　　一位医务工作者告诉记者，在病人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术后抑郁症逐渐成为一类新型医疗纠纷，而目前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仍是空白，医患双方都是苦不堪言。

　　一方面，陈耀对癌症病人的身份一时无法接受；另一方面，她一直认为，失去右乳完全是因为医院的误诊。日益加剧的焦虑，使陈耀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两年前的4月21日，陈耀无意中摸到自己的右乳房上有一肿块。“第二天我就到北京某医院进行检查。前后一共有4位大夫以眼观手摸的方式为我进行了诊断，结果都确定我患的是"乳腺纤维瘤"。”陈耀告诉记者，2007年4月30日，她在医院接受了“乳腺纤维瘤切除手术”。

　　“手术很顺利。可到了5月10日，为我做手术的大夫突然打来电话，说病理结果出来了，要我再去一趟医院。”陈耀说。

　　5月11日，她拿到了病理诊断证明———“乳腺癌”。

　　医院一位资深的外科专家告诉陈耀，如果手术方式得当，尽管是癌症，陈耀右侧的乳房完全可以保住。现在的手术方式，导致癌细胞可能扩散，所以，整个右侧的乳房必须切除。

　　说到这儿，陈耀突然低下头，不再说话。沉默了好一会儿，她接着说：“我只能用震惊二字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

　　失去右乳后，陈耀的想法越来越“极端”。据她的家人讲，一方面，陈耀对自己癌症病人的身份一时无法接受，另一方面，她一直认为，失去右乳完全是因为医院的误诊。日益加剧的焦虑，使陈耀最终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随后，陈耀作出了一系列的过激行为。自从从立交桥上跳下自杀未遂摔伤后，她的情绪就愈加失控。“在医院养伤的34天里，我的精神一直处在亢奋、烦躁的状态，失眠、自我攻击行为成了家常便饭。”陈耀说。

　　2007年9月11日晚上，也就是陈耀预定出院的前一天，她又一次实施了自杀。这次陈耀将医生提前为她开好的抗抑郁药物———40片安定和10片赛乐特一次服了下去。

　　“当时我们的心都凉了。幸运的是，昏睡了两天后她又醒了过来。”回想起两年前的一幕，陈耀的家人不断地摇头叹气。

　　由于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以及一系列的化疗，陈耀的身体受到了极大损害，至今无法正常工作。虽然抑郁症的症状已经基本康复，但陈耀已经没有勇气再去面对外面的世界。“就连我5岁的孩子我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她说。

　　2009年3月17日，饱受折磨的陈耀，将医院告上了法院……

　　证明抑郁症的诱因是什么，可能成为审理难点。术后抑郁属心理疾病，相对其他有实质性病灶的纠纷，解决起来将难上加难

　　“打这场官司我不为别的，只想为这两年来所经历的一切讨回公道。乳腺癌我无法逃避，但抑郁症这病，如果没有误诊，也许我不会摊上。”陈耀说。

　　那么，陈耀的维权之路能够如她所愿一帆风顺地走下去吗？

　　看过陈耀的起诉状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一位法官对记者说，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时，一般要认定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两个方面。在审理由术后抑郁症引发的医疗纠纷时，损害事实一般由医院的医学鉴定加以证明，而因果关系———患者术后产生抑郁情绪和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关系，也就是，证明抑郁症的诱因到底是什么，就有可能成为案件的关键以及审理的难点。

　　在多方联系当事医院的相关人员无果后，记者找到了北京市某精神类专科医院抑郁门诊的一位资深专家。

　　“就医院为陈耀开具的药物来看，可以确定，当时医院已经将陈耀确诊为抑郁症患者。但是根据陈耀提供的发病时间以及后续的行为来看，现在还不能确定全部的责任都在医院。”这位专家告诉记者。

　　据介绍，术后抑郁症一般很难查找到确定的发病原因。

　　这位专家说：“种种诱因都只能是猜测，抑郁情绪很可能是在几个诱因的合力之下导致的。”

　　“术后抑郁症属于心理疾病，如果由此产生医疗纠纷，解决过程相对于其他有实质性病灶的纠纷来说，将是难上加难。”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卓小勤在了解了本案的情况后说。

　　卓小勤告诉记者，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如果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将病情告知患者可能使其心理和生命健康带来重大危害，如患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差，病情如实告知后会精神崩溃，丧失治疗信心、有自杀倾向等等，则应优先采取保护性的医疗措施，此时应由患者家属行使知情同意权。

　　“陈耀的情况应该就属于这种特殊情况。患上乳腺癌对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性来说，本来就有些难以承受了，你还告诉她需要切除一侧的乳房，而这主要是由于医院手术方式所致，乳房原本是有可能保住的。在这样一系列的事实面前，病人是很难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同时接受这么多变故的。”卓小勤说。

　　“我希望社会尤其是患者首先能够明确，术后抑郁症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因为医院出现过错才会发生的，属于一种术后的正常现象，一般来说，经过及时的疏导是很快可以康复的。”卓小勤说，“如果医院的确存在过错，那么患者家属首先要做的就是，带患者到指定的专科医院进行病情的鉴定。”

　　“解决此类纠纷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抑制在萌芽状态。”卓小勤说，“有关部门可以出台相关细则，明确术后抑郁症发生后，如果患方认为院方需要为此承担责任，医患双方需要履行各自的证明义务。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类纠纷化繁为简。”